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直播等数字服务的机会不断增加,直播打赏等网络消费行为引发的纠纷也受到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副研究员萧鑫认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纠纷表面上是“打赏的钱能不能退”,实际上至少涉及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打赏行为究竟由谁实施、相关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行为无效后各方如何返还财产、分担损失。 萧鑫认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案件应当形成更加清晰的裁判路径。首先要解决实际行为人的识别问题,在确定究竟是谁实施打赏之后,才能进一步适用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则;其次,需要根据年龄、智力以及具体交易场景判断相关行为的效力;最后,只有在法律行为及其效力得到明确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返还义务人、实际损失以及各方过错。三者存在明确的先后逻辑,不能以“未成年人”这一身份标签替代具体判断,更不能用一个笼统的退款比例包办全部责任认定。 在实际行为人的认定方面,萧鑫指出,账号实名主体、支付实名主体与真正实施打赏行为的人并不一定完全一致。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账号和支付工具并不罕见,同时实践中也存在成年人事后以未成年人名义申请退款,甚至利用退款机制牟利的黑灰产现象。因此,成年人实名信息既不能直接等同于成年人本人实施打赏,亲子关系和未成年人的单方陈述也不足以当然证明全部消费均由未成年人完成。 对此,他提出,可以采取“初步证明加平台协助动态举证”的方式认定实际行为人。主张未成年人打赏的一方应首先完成初步证明,但无需达到排除一切成年人使用可能性的程度。法院可以综合设备实名、人脸核验等主体信息,打赏时段、频率、金额、发言和私信等行为信息,支付账户、验证码和账单等资金信息,以及投诉、退款陈述是否稳定等事后信息形成完整证据链。在此基础上,由于家庭一方掌握日常生活和资金情况,平台则掌握大量交易、互动记录,双方可以结合各自掌握的信息进行动态举证。 萧鑫强调,未成年人知道家长的支付密码,或者曾经请家长进行刷脸验证,可以成为判断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的重要事实,但一般不能直接等同于监护人对具体打赏行为作出了同意或者追认。在其看来,同意或者追认应当体现对特定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的知情和积极认可,而密码保管疏忽或者在不了解具体消费内容情况下进行刷脸验证,更多首先属于监护过错,需要结合其他事实才能进一步判断是否构成对具体消费行为的认可。 在打赏行为效力判断方面,萧鑫认为,仍应落实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分层规则。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应结合其年龄、智力水平和具体交易情况判断打赏行为是否与其认知和支配能力相适应。对于明显超出未成年人认知和财产支配能力的打赏行为,应依法判断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而不能仅凭“未成年人实施”这一事实作出完全相同的效力评价。 他同时指出,对“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判断也不宜设置过于僵化的统一金额标准,而应综合单次及累计打赏金额、消费持续时间、财产和收入来源,以及未成年人能否理解虚拟币换算和连续消费后果等因素。特别是针对基于同一互动在短期内连续发生的多笔打赏,不宜因为每一笔单独来看金额较小,就分别认定为与未成年人年龄和智力相适应,而应结合连续性和累计金额进行整体观察。 对于直播打赏涉及的法律关系,萧鑫认为,还应当把整个交易链条进行必要拆分。直播消费通常可能包括用户与平台之间的账号和平台服务关系、法定货币兑换虚拟币的充值关系、用户向主播赠送虚拟礼物形成的打赏关系,以及平台与主播、公会之间的分成和结算关系。只有明确具体是哪一项法律行为受到效力问题影响,才能确定相应合同主体以及返还义务人,不能简单将整个直播打赏链条视为一个单一法律关系。 对于打赏行为被认定无效后的处理,萧鑫提出,应区分“财产返还”和“损失承担”两个层次,而不宜直接依据监护人过错确定一个退款比例。他认为,可以首先处理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审查实际损失、各方过错及其与损失之间的原因关系,通过损害赔偿与返还请求进行综合结算。这样虽然最终结果也可能表现为部分退款,但其裁判逻辑更加清晰,可以避免直接以“家长有过错,所以只退一定比例”的方式替代对具体损失和因果关系的判断。 萧鑫同时强调,平台承担的并不是保证所有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行为都不得发生的绝对结果义务,而应当是与实际风险相匹配的识别、核验和处置义务。如果账号、支付均为成年人实名,消费时段和行为形态正常,平台又已经进行合理提醒,则平台的可归责程度应相应降低;但如果存在聊天内容明显低龄化、此前曾经以未成年人名义退款后再次消费,平台就应进一步采取加强验证、延迟结算甚至暂停打赏等措施。现状来看,抖音等平台也已经对疑似未成年人的直播消费,增加验证环节进行前置拦截。 他认为,司法裁判还应当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对于已经积极采取消费拦截、异常识别和未成年人退款保护等合规措施的平台,在过错和责任认定中应当充分考虑其治理努力。这样既能够督促平台持续提升未成年人保护能力,也能够避免形成“治理能力越强、承担责任反而越重”的不合理结果。 因此,萧鑫认为,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纠纷需要摆脱简单化的“标签式”裁判思路:事实认定上,不能以账号实名替代实际行为人的判断;效力认定上,不能以“未成年人”身份替代年龄、智力和具体交易场景的审查;法律后果上,应当以返还或者折价补偿为基础,再通过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和原因关系调整最终负担;治理层面,则既要精准识别诱导未成年人打赏,也要防范冒用未成年人身份恶意退款,并对积极履行保护义务的平台形成明确的正向激励。 |